2014年報導

好戲量撐佔中 慘遭打壓

2014年10月26日 蘋果日報

【雨傘革命第2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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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有份為和平佔中運動站台及籌款的劇團「好戲量」,原擬演出新劇《佔領百佳》,今年中向藝術發展局申請繼續資助,在毫無徵兆下突被拒,以致不能再租用政府場館演出,也無法繼續申請教育局的到校藝術教育,被迫「停產」一年。前年送了一個長鼻子木偶給特首梁振英的劇團主席賴恩慈,質疑當局政治打壓。

記者:倪清江

好戲量由2011年起獲藝發局資助,賴恩慈前晚在金鐘雨傘廣場指其批評教育制度的舞台劇《陰質教育》非常成功,「直情做到教育局畀我哋入學校做戲劇教育」;關於警權過大問題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更成為年度十佳劇目。

「我哋好戲量做咗好多行動、挑戰、亦都有好多成績,但喺呢個時候藝發局就搬龍門,將我哋全部資助取消!」賴質疑涉政治原因,「因為我哋為佔中籌款、佔中站台,呢個係政治打壓」。她說過去每年獲得20多萬元資助,用於支付劇社租金和水電費。

好戲量藝術總監楊秉基稱,今年2月向藝發局申請繼續資助時按規定提交三年發展計劃但不獲批,7月起失去資助,「好shock(震驚),如果今年做得唔好,都會警告兩年先停」。失去藝術局「認證」後,劇團不能租用康文署場館演出,也無法申請教育局到校藝術教育項目,「一年內成個劇團要停產」。

擬提名黃之鋒選傑青

楊表示劇團10多名核心成員及約40名演員都不收報酬,「佢哋質疑我哋唔收錢,代表我哋唔專業」。他稱申請書列出新劇《佔領百佳》,內容關於對抗資本主義。楊續稱劇團近一年頻受「滋擾」,在沙田大會堂開始演出有消防來檢查,屋宇署到劇社調查牌照事宜;去年聖誕節劇社在尖沙嘴街頭演出,六名年輕成員被警拘捕,「藝發局停資助後,警方就撤控,但當中四人受屋企壓力已退出劇團」。

藝發局主席為前港區人大王英偉,本報昨致電副主席殷巧兒查詢,但未獲回覆。

另外,獲選2012年十大傑青之一的賴恩慈,前晚重申會提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競逐傑青,不過需等黃21歲才符合資格被提名,「如果一個喺世界上被選為25個最有影響力青年人,喺香港成為唔到傑青嘅話,反映咗傑青組織已被建制派騎劫咗」。賴前年在傑青典禮上展示反國教手勢,並送了一個長鼻子木偶給頒獎嘉賓梁振英,諷刺他是大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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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恩慈乘書翱翔 「革了自己的命」 

2014年8月22日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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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恩慈自小熱愛天空,總是渴望飛翔。小時候,寫「我的志願」,她說想做太空人,老師說她不切實際;她改作機師,老師說那是男性職業;最後妥協填上空姐,老師卻說她腳小長不高,不夠高當空姐。長大後,雖然沒有當上任何跟天空有關的職業——但賴恩慈卻在戲劇、電影、藝術間翱翔,飛得很高很遠。書本,雖不會走更不會飛,但對賴恩慈來說讀書也是一種穿梭漫遊的歷程: 「閱讀就像在不同人的思想間穿梭,對我來說,就像旅遊一樣。」也正正是這些書本,讓她知道我們不需要機師執照或接受太空人訓練,一樣可以自由飛翔。文:吳世寧 圖:陳淑安

賴恩慈不足一歲時,因父母離異,被送往鄉下寄養,六歲時再搬返香港,由寄養家庭的兩名監護人照顧。社工總是當着她對兩名監護人說道: 「你們要當心啊,像她這種家庭背景的孩子,通常十三歲開始就會𠝹手自殘,十五歲就會離家出走。」但是她沒有自殘,也沒有出走,只是走上一條叫作「戲劇」的不歸路;現在的她是「好戲量」主席,其獨腳戲《女兒紅》載譽三度公演;還執起導筒拍下入圍多個海外影展的電影《1+1》、續集《N+N》,更於2012 年當選成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小王子啟發出走大世界

雖然監護人一向不支持賴恩慈搞藝術,認為藝術戲劇「搵唔到食」,但她認為他們對她的人生及創作有着莫大影響——特別是他們對閱讀的重視。「我的男監護人以前是行船的,周遊列國,自學了六種語言。在他的管教下,我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而是拿着一本書大聲的朗讀出來!」男監護人可能因為行船自學的經歷,不信任傳統學校教育,不許賴恩慈在家裏溫習學校的教科書,而是要她讀《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名著,甚至還發明了一個鬥快翻查字典的遊戲作娛樂!當時賴恩慈總叫苦連天,覺得自己同時在讀兩間學校,每天在文字堆裏浮沉——但現在回想,監護人雖然嚴苛,但他的確為年少的賴恩慈打開一扇閱讀的窗戶。

其中一本監護人囑咐賴恩慈閱讀的書,對她的影響深遠——家傳戶曉的法國童話書《小王子》。小時候,賴恩慈想像監護人常常出海遠航,到訪過天涯海角或神秘異國,就像造訪不同星球的小王子。「小王子跟我一樣,同樣擁有到不同地方行走、看看這個世界的欲望……可能我這樣喜歡旅遊,也因為小時候受到《小王子》所影響。」停了一會,賴恩慈再說: 「我想我現在大概明白我的監護人為什麼叫我看這本書了。他成為我的監護人時已六七十歲,心知道不能照看我多久,常常叫我要學懂獨立自主,好好為未來作好準備。他很想藉這本書鼓勵我像小王子一樣, 多去旅遊, 透過這個世界去學習。」賴恩慈笑說,她其實不想句句也提起男監護人,但似乎每本書也跟他的教導息息相關。十二年來在同一屋檐下的監管教導,雖不是唇齒相依的血親,但一樣沒齒難忘。

監護人離世後,賴恩慈也是從書本中尋求安慰。她開始閱讀由美國作家Mitch Albom 所著的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遊樂場維修員為了拯救一個小女孩而意外喪生,上天堂後遇見五個人,有他深愛的太太,有為他犧牲而死的人等等。賴恩慈說: 「各人也教曉他不同的道理,比如說他太太教他愛和放下,而為他而死的人則安慰他說這是生命的平衡。」「他最後遇見的人是自己」,她想了想,笑說: 「所以我也選擇去做自己。」

帶書遊南美追尋哲古華拉

賴恩慈真的實現了監護人對她的期望,經常出走流浪,好好的看這個世界。大學一年級時,她曠了一個學期的課,跟莫昭如和長毛梁國雄一起走到南美,重新追尋哲古華拉的革命足迹。當時放在背囊裏的一本書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賴恩慈之前當然聽說過哲古華拉的名字,但只是一個意義空洞的符號,當去到南美她親身追隨哲古華拉的革命足迹,旅程間同時讀着《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對照,哲古華拉於是從平板的商業肖像變得立體真實。「這本書講及哲古華拉大學畢業後駕電單車走遍南美的遊歷,他是一個條件優越的醫科生,但願意放下身分地位,觀察世界,並開放自己受這個世界影響。而且他從不強調自己要幹一番偉大事業,他說過『所有的革命都源於愛』,因為他愛人,愛這個世界,才會搞革命。」賴恩慈表示,雖然讀完這本書後不會猶如被號召般決意搞革命,但這本書「革了自己的命」: 「我一直相信人至少有兩條生命。第一條是父母賦予你的生命,另一條則是你得到覺醒後的生命。去過南美、看完哲古華拉的書後,我的命也被革掉,對世界有一套新的看法。」

幸運兒 不能控制的翅膀

賴恩慈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受到眷顧的幸運兒——也因此她買下幾米的繪本《幸運兒》。讀後才發現,原來這本書講的不是一個受眾人恩寵的幸運兒——幾米以奇幻但帶童趣的畫風描繪了一個悲情故事:諸事美滿、受人敬仰的董事長,忽然獲上天賜予一對翼,但原來他畏高,而且一雙翅膀不受控制的飛動,結果他要把它綁着,甚至把自己關在牢籠裏。賴恩慈一直讀至最後一頁,赫然發現一行字: 「獻給林懷民。」林懷民,雲門舞集創辦人、作家、藝術大師,與這個不能控制背上翅膀的董事長,又有何關係?

賴恩慈說: 「一個大人物雖取得世人欣羨的成就,但他們的內心世界,我們又了解到多少呢?書中所體現的,是表面風光的人卻內藏一種龐大、無人明白的孤獨感。」這本書常常提醒賴恩慈應更深入了解人的內在,就如戲場上各式人物,若沒有心理挖掘,就只會落得表面和粗淺。

賴恩慈還真的要飛了——她受西九委託,剛飛往美國考察當地的公共空間與藝術生態,回港後將回饋香港的劇場與公共空間發展。在這次考察以前,她早早已多番透過書本出發遠航——或許因為這樣,她才沒有𠝹手或離家出走;因為反叛理應運用於其他領域上──比如說她所擅長的戲劇和電影。

劇場書推介

大師:劇場以人為本

賴恩慈認為劇場不應是高高在上、與群眾脫離的藝術,所以一向推動民眾劇場的巴西戲劇大師Augusto Boal 便是她最為欣賞的:「Augusto Boal 的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右圖)是對我的劇場理念影響最深的一本書。他認為劇場是一種以人為本的藝術。」

Augusto Boal 在書中介紹不同革命性的劇場形式,比如說由演員混入群眾,在公共空間上做戲的隱形劇場,使旁觀者在不知不覺間進入演區,也讓平時難以被公開討論的議題重新受關注。另一種劇場形式是立法劇院,把戲劇表演帶到立法院內,從而迫使官員與市民對話,繼而影響政策制訂——Augusto 本人也曾擔任議員,於是真的試過把立法劇場應用在議院內。「這本書對我和我的劇團有很大啟發。Augusto Boal 認為劇場是生命,甚至是一場革命的預演,所以劇場不止是一種藝術,也可以是functional、真正在社會發揮作用的。」

書架冷知識

吃書樂

試過愛一本書愛到恨不得把它吃到肚子裏去嗎?吃書這想法看似瘋狂,但其實有一班愛書人會一年一度在愚人節期間舉辦國際吃書節。這源自書籍藝術家Judith Hoffberg 的一個有趣念頭,為結合美食與文學,她與友人創立「國際吃書節」,鼓勵各愛書人以食材做出書本及與書相關的物件,如書本形狀的蛋糕、三文治、餅乾等,大家觀賞一番後就可把「書本」統統吃掉。這個節日大受愛書人歡迎,如今超過二十個國家也有組織開始舉辦吃書節。

 

【七筆思議】 願無盡:《1+1》與《女兒紅》

2014年5月12日 蘋果日報 黃修平

最近接受過(也婉拒過)好幾個關於本土電影的訪問,都問到香港電影是否已死?最近的本土電影可否令它復蘇?其實香港有更多事情比電影更快地步向死亡、更逼切地要我們去救。要救亡其實有很多實務的行動可以做。至於創作,我個人認為從來都不是一件functional的事;我懷疑一個導演恃着救亡的心態是否能拍出好電影。同時,已有不少評論認為,很多港產片只是看準了時代的缺失而讓觀眾便宜地去消費本土。我覺得這說法沒錯,但電影作為通俗流行產品的部份,這不是罪呀,人確是喜歡吃糖的。當然,正如咖啡,一杯真正好的咖啡是你不落糖也能嚐到它或苦或甜的真味。慶幸這陣子我還喝到幾杯好咖啡。今天想講八十後創作人賴恩慈。

《1+1》是賴恩慈2010年的短片,奪得了鮮浪潮及IFVA的大獎。作為一套約30分鐘的短片,它非常難得地獲電影院作商業放映。聞說當年該影院跟她的協議是,每滿座一場就加開一場,結果它總共放了40場。《1+1》是居住在菜園村的爺爺和孫女的市區遊記,它沒有直接講面臨遷拆如何對應,也沒有一條曲折的故事線,而是透過兩爺孫的各種趣怪軼事,和當中充滿寓意的風趣對話,帶出珍惜舊事物的訊息。戲名「1+1」滿有詩意,除了是「爺+孫」外,也像徵人的歷史及生命,就是從一點一滴累積而成。它是殘酷世界中的童話,但不會跌入常見於年輕文藝創作的小清新俗套,其中兩演員(楊秀卓及簡慧賢)的火花處處,把原來有點不現實的對話表現得流暢有活力。看《1+1》很快樂,卻給人抗爭的力量。

賴恩慈更為人熟悉的是她編、導、演的獨腳戲劇場《女兒紅》(聯合編導楊秉基)。就算你未看過也一定記得那貼滿街頭的大紅花頭女子。在劇作中賴一人分飾由十歲到七十七歲的女子,道出一個又一個女人最痛的私密故事。《女兒紅》憑着賴的個人的魅力與技巧,以及簡單道具及劇場魔術,與觀眾很自然地融為一體。她時而為旁述者時而變成不同的角色,當她成為角色時,又很自如地來回於虛構的劇情與現實的劇場之間,大部份時間是以角色的身份直接與觀眾對話。明明在你面前的舞台很抽象,但你不覺得自己在吃花生睇戲,而是讓一個個真實的人物繪形繪聲地跟你說着自身血淋淋的故事。戲子無情,這些故事當然交織着真假,但故事講到最後,一切恍如轉化成真實,很動人,很奇妙。

創作圈需要一個賴恩慈

《女兒紅》將於今星期五、六、日在伊館重演。我在為它自拍的推薦video中說香港現今的創作圈需要一個賴恩慈。這是源於她對創作的真誠。於我而言,這種真誠體現於她作品中講故事的風格,既包含着出色的藝術手法,又充滿一種通俗的、平易近人的活力。

還有一點,雖然我不會以此去衡量作品的價值,卻教我難以不對賴恩慈及其團隊「好戲量」搖旗吶喊,就是他們每次演出的收入從沒入過自己荷包,而是給劇團繼續生存下去。

本周的《女兒紅》如還沒滿座,你真好彩。買VIP票有《1+1》DVD送。

 

賴恩慈獨演十角 紅入伊館

2014年4月25日 明報

 

賴恩慈一人分飾十角,由小女孩到老人家,由演別人到演自己。雖然講的是女人的故事,但她強調這不是一齣宣揚女性主義的作品,女人固然找到自己,男人看完或會更懂得女性。第三度公演,從小劇場走到伊館的大場地,依然以紅色為標記的一場獨腳戲。舞台大了,觀眾多了,不止考體力,也是時候考驗劇場的威力。

《女兒紅》是賴恩慈獨腳戲的第四回,前作有《神奇女俠》、《講女》、《女人。型》,輾轉發展成《女兒紅》,2012 年首度上演,今年第三度公演,賴恩慈說《女兒紅》是她最喜歡的作品,因為下半年將赴三藩市實習,回港後主力拍攝電影,所以趁離港前再演一次劇場,當然找自己最喜歡,也最能代表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演時有八個角色,都是真實故事,第二次加了兩個角色,也加了自己的故事。上次的經驗所得原來演自己的故事很難,而且要游走於角色、演員和自己之間,是很大的挑戰。」那些真實的角色包括小女孩、𡃁模、港女、師奶、女強人、女同性戀者、老人家等,都是從一人一故事劇場收集而來。「演繹別人,也演繹自己,我會飾演我的監護人,我把監護人夫婦二合為一成一個角色,他們早已不在人世,上次演他們時感覺跟他們很貼近。」

大舞台增考驗

賴恩慈在寄養家庭成長,有着不一樣的童年,在《女兒紅》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故事, 「最初排演時是預計不到情緒原來是這樣,有了上次的經驗,這次刻意不花太多時間排練自己的部分」。雖然這場獨腳戲是以不同角色出發,不過賴恩慈說她關注的其實是每個角色所引發的社會議題,「中女、盛女的社會女性角色,同性戀、性暴力等,透過劇場這個媒介去帶出社會議題,是我最希望做到的,我也認為是賴恩慈獨腳戲的獨特之處」。一個女子的獨腳戲在香港也愈來愈多,不過女性獨腳戲多注重感情或家庭,很少涉及較嚴肅的社會議題,這次由小劇場搬到能容納二千多人的伊館,觀眾層面肯定比小劇場更廣。「這確實是一大挑戰,由於伊館不是專為劇場而設的場地,所以舞台設計上我們下了很多工夫,當然會沿用《女兒紅》的一貫設計,如紅色的椅,燈光設計上有點像演唱會的效果,不過我們還是堅守劇場的一些原則,最令我感到興奮的是這次加入了現場音樂,十多人的全女班小型管弦樂團,由我一個中學同學領班,找來我的舊同學小師妹擔任樂手,非常有意義。」在伊館這種較主流的場地上演獨腳戲,既要顧及劇場特質,也要顧及觀眾反應,最實在的還是舞台大了,一人演十個角色,考驗演技也考驗體力, 「所以我已在跑步練氣」。

感動男人

女人講女人,女性觀眾很容易投入,在不同角色中找到自己,不過賴恩慈說愈來愈多男性觀眾告訴她,看《女兒紅》很感動, 「當中有個小女孩角色,因為與父相依為命,所以爸爸不懂處理女兒踏入青春期的生理改變,有單親父親告訴我有相同的體驗。又有一中年男士說看完演出後才明白中女/盛女面對的壓力」。賴恩慈說經過上兩次的演出後,對不同議題的認識更深,因為多了人找我做相關的事情, 「有同性戀、反性暴力組織因為《女兒紅》找我合作,我也把這些經驗放進角色中,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和討論,才是我希望憑《女兒紅》做到的事」。

 

賴恩慈 聆聽的力量     

2014年3月25日 星島日報

繼黑盒劇場和文化中心後,賴恩慈將踏上伊館第三度重演獨腳戲作品《女兒紅》。舞台空間以及觀眾人數按次愈發膨脹,除了需因應舞台空間擴大空凳與繩索的場景布局外,要一個人在台上凝聚數千位觀眾的專注,極考驗表演者的功力與體力。「場地大了,表演的感覺很不一樣。過往在小場地演出時,與觀眾較『親密』,像枕邊的耳語。今次繼續與觀眾對話,但應該更像一班好朋友在玩樂聊天,熱熱鬧鬧的。」

不過正因如此,即使經歷無數次重演和綵排、反覆飾演劇中的八個角色,但她從未生厭。「演出舞台劇就有這種好處,與觀眾共時共感,演繹方式、對白甚至可即時改變,將當刻的社會語言、討論議題置入固定的八個真人真事中,既可引發思考,亦更有共鳴。」

過往多次因《女兒紅》接受訪問,賴恩慈都無可避免被問及女權、當代女性在社會所受的心理欺壓等問題,的確,通過劇作展現不同女性所遇到問題,是她作為創作者,甚至女性自身極為關注的方向。然而,除了關注女性權益,《女兒紅》尚有一個重要訊息——帶出聆聽的重要。

「女性很Expressive,但我感覺是獨白居多,無論是兩性間,甚至放大來看香港的政治現況,政府與市民之間都欠缺聆聽。」賴恩慈覺得願意聆聽代表已出現一個願意理解、包容的狀態,只有聆聽可以改善關係。「聆聽與發聲是互有關連的,因為沒有人聆聽,發聲者就會愈說愈大聲、愈說愈激動,這正是香港現在的問題。」

需要很大勇氣

在觸及同性戀、女權等社會議題外, 《女兒紅》對其自身亦極具意義。由小女孩演至老人家,她經歷女性的一生,當中尤以老人一角令其最為感觸。「那是我女監護人的故事,她已經不在了,每次演出都彷彿了解她更多,那半小時是我們可以再一次相處的時光,對我很重要。」

重新面對自己的過去,才了解往後該如何走。在女兒紅第二次重演時,賴恩慈終於在劇中加入初演時已本應出現的第九個女性,賴恩慈要演回自己的故事。「初演時做不到,講自己的故事需要很大的勇氣。但首場演出後我釋懷了,前八個故事主人翁的勇氣成為我要學習的對象,我終決定豁出去,衝破了,原來就大無畏了。」

 

戲假情真       

2014年2月12日 FACE 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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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快到,除了送花book間浪漫情調餐廳外,有冇想過帶女友睇番套愛情舞台劇?

Tracy自幼受好戲量的風格所吸引,愛上舞台劇,更拜好戲量劇團主席賴恩慈(阿Mo)為師,最近她終於擔正,成為愛情劇《I App U》的女主角,為投入角色,更戲假情真!

Tracy未來打算追隨恩師的腳步,成為藝術工作者。

「邊有人求婚好似你咁o架?花又冇、戒指又冇,你起番身先啦!」訪問當天,記者來到好戲量劇團的排戲室,Tracy正在跟男主角Derrick為舞台劇《I App U》排練一場對手戲。「呢套係愛情劇,喺1月已經上演過一場,見反應幾好,嚟緊3月會喺沙田大會堂重演。」

Tracy和Derrick近期經常以情侶檔演出,關係自然密切,每當有空他們便會在排戲室排戲。Tracy說試過戲假情真,「有一幕鬧交戲Derrick要掌摑我,當時我已經代入咗個角色,俾佢摑完之後我覺得個心真係好痛,當場苦笑,要演出完成後先平伏到。」

在城市大學就讀中文系的Tracy,自小就被好戲量生活化的風格吸引,中一便跟好戲量劇團主席阿Mo學演戲,「好戲量啲劇風好生活化及好緊接時事,好似講親情嘅《吉蒂的演戲家族》及諷刺教育制度嘅《陰質教育》等,每部劇都同年輕人有關,好有切身感受,搞到我都好想好似佢哋咁玩舞台劇。中一時我就加入咗學校嘅戲劇學會,仲跟埋阿Mo學做戲添。」

曾拒絕演戲

中二時,Tracy曾被好戲量邀請加入劇團參與演出,但她因為不想荒廢學業,只好拒絕,「為咗上大學,我一直都好努力讀書,當時我唔想為咗興趣而放棄學業,咪惟有推咗個邀請囉,不過當時真係好唔甘心。」

直到12年,Tracy考畢中學文憑試後,在暑假期間她終於達成多年來加入劇團的夢想,第一次演出便能踏上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黑盒劇場,「我第一套參與嘅劇係《放飛機的孩子》,當時我係做飛機入面嘅其中一位乘客,雖然只係配角,但能夠參與大型演出,嗰種感覺真係好興奮。」

除了幕前外,Tracy還會參與劇團的幕後工作,像13年2月由阿Mo主演的《女兒紅》,Tracy便為她縫製紙裙,「呢套戲會上演6場,阿Mo每一場戲都會撕爛一條紙裙,所以我哋要縫定6至7條畀佢撕,嗰陣做足3晚通頂先趕得切,仲𠝹到手指損晒。」

要即興演出

到了今年1月,Tracy終於可以擔正當女主角,演出愛情劇《I App U》,她自言第一次做主角非常有挑戰性,「劇團好鍾意玩即興演出,記得有場鬧交戲,導演要我哋唔跟對白演,要靠感覺演先係最真,呢樣嘢我唔擅長,好彩最後有經驗較多嘅Derrick帶住我先做到落去。」

現在Tracy因累積不少演出經驗,透過好戲量介紹,會到中小學教學生演戲,每星期教1堂,每次個半小時,時薪$250,月入約$1,500,「收入唔算多,但我可以教到人演戲。」

離畢業還有兩年時間,Tracy想追隨恩師阿Mo的腳步,從事文化工作,「雖然𠵱家喺好戲量做戲冇人工,但勝在可以得到演出機會,對我嚟講係好開心嘅事,我都知好難做到阿Mo咁,所以畢業後喺演戲以外,我會發展吓文字工作事業,好似做編劇同寫小說咁,有穩定收入之後再返劇團繼續演戲。」

 

佔領旺角 行人區被「殺」前,我們做過什麼 

2014年1月3日 明報 楊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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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好戲量」劇團,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有約十年的街頭表演經驗。早前,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決定限制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街頭劇場與賣藝表演將受影響。在這背景下, 「好戲量」劇團創辦人楊秉基今天與我們分享,他在旺角、在時代廣場、在公園等地點的街頭行動,先從「西九」說起……

戲劇是遺憾的藝術,是即時、共時的藝術,只有我們在同一空間,呼吸着同樣的空氣,才會經驗戲劇的獨特。

好戲量從劇場走上街頭,可以解作:從封閉空間,走進一個開放的空間。好戲量是在○三七一後才開展街頭表演計劃,正正體現路是人行出來的,不要期待在封閉的議會空間發生改變,要改變必須站出來,身體力行去實踐、實戰,要改變就要走入開放的空間,接觸群眾。

好戲量在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表演計劃名為「西九龍文娛藝術街」,以行動回應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天幕與黑幕。當年,我們嘗試電郵、傳真、電話把意見提出,最終當然是石沉大海。「西九龍文娛藝術街」計劃正是受○三七一啟蒙而成,二○○三年七月於《駒歌》首演後, 「西九龍文娛藝術街」計劃也隨即展開,我們希望通過在一個開放的空間,用時間去改造這個行人專用區的文化之餘,也帶出戲劇最重要的就是觀眾與表演者的關係,不需要什麼天幕與黑幕,不需要劇院有多偉大,不需要設施有多先進,只需有觀眾與表演者,對話就會產生,溝通就會出現。

公共空間的迷思

「西九龍文娛藝術街」是一個十年計劃。回帶重看過去十年,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變化實在不少。十年前,香港的公共空間意識並不強烈,大家只會疑問為何街道上滿佈寬頻檔、易拉架及𡃁模,因為大家習慣了成為受眾,面對一切無奈,只懂接受。巴西戲劇大師AugustoBoal 在其《受壓迫者劇場》理論中,提到觀演者(Spec-Actor)的概念,意指觀眾與受眾不再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可以變身代替主角用不同方法去面對同一件事。我們的實戰就是延續觀演者這個概念,變成觀演行動者,我們的行動就是Spec-Action。當來到旺角行人專用區,路人或感到迷失:迷失在商業世界,迷失在易拉架,也迷失在𡃁模們的肢體動作上;與賴恩慈於編寫十年鮮浪潮最佳電影《1+1》時,也特意加入了「迷失旺角」的一場;而我們不再是旁觀者,我們也是參與者,也是主角,迷失在當中,我們可以有其他的出路可能嗎?作為一個劇團,好戲量就嘗試把戲劇帶到街頭,這便是我們的Spec-Action。

雖然我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受專業訓練,但我同時非常認同民眾戲劇。民眾戲劇就是Theatre for the People、Theatre by the People、Theatre of the People。這促使我的戲劇語言不限於專業劇場及民眾劇場,而我最希望是可以發展出一套屬於香港的戲劇語言;大概這會是一套雅俗共賞的語言。

二○○八年,時代廣場被踢爆出租私有管理公共空間,又趕走坐着的途人;我們參與了騎劫時代廣場運動,不單把「西九龍文娛藝術街」的演出在時代廣場搬演,也在網絡號召群眾參與「凍結時代。廣場復活」,繼續以身體力行方式直接回應時代廣場種種管理上的荒誕,其中一條時代廣場自訂的規則是時代廣場公共空間只可進行靜態活動,所以我們便用最靜態的方式回應。「凍結時代。廣場復活」連好戲量成員有超過一百名參加者,我們先在維園會見,學習Augusto Boal 的塑像劇場(ImageTheatre),各人以最生活化的塑像在時代廣場定鏡十分鐘,影片在YouTube 獲得超過十萬點擊。事實上, 在不同空間定鏡是由美國的Improv Everywhere 發起的全球靜止運動,目的就是定下來反思生活。

在公園不准禱告?

繼後,更多的私人管理公共空間被踢爆。有些場地,除了公園管制條例外,還加入了不少充滿歧視色彩的自家規則,例如不准禱告、不准玩遊戲、不准坐地上。二○○八年,我們便走進這些不同的私人管理空間進行演出,演出的內容特別配合這些自家規則而進行,包括加插禱告、玩遊戲環節等。當保安員查問,我們便告訴他們我們在演戲,而我們在演戲又的確是事實。這些空間比康文署的公園唯一優勢是私人管理公共空間,沒有一塊二塊超大的黃色禁止不同活動的banner。

Peter Brook 在世界戲劇界擁有德高望重的地位,其著作《空的空間》也啟發了不少戲劇人。Peter Brook 直接指出「舞台就是空的空間」,我們在這個空間放什麼,加什麼,這個空間就會變成什麼。我們可以想像其實任何空間其實也是本來無一物,當我們在一個空間加上什麼,我們便得到什麼;現實世界本身已建立了各式各樣的規條及慣性,要在空間上加建、改造,其實困難重重。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我們要在既有空間上加上公共二字,其實已經是向難度挑戰;何謂公共?公共是否代表大眾?公共代表我們享有自由?公共又是否可以民間自決?這正是我們為何要把「西九龍文娛藝術街」計劃設定為十年計劃:要改造空間, 便要打破很多習慣, 而對於不想打破慣性的人來說,我們自然是在搞破壞。其實情况與要求開放電視、開放大氣電波也是一樣,既得利益者會想盡辦法令你不會輕易過關,連免費電視牌照也沒有,休想打破慣性收視,難道要買間可能有老鼠的二手樓?

自從二○○八年的一連串呼應公共空間的演出過後,我們更被時代廣場登報紙廣告指我們是惡搞;之後,也有「將好戲量踢出旺角」facebook 群組出現,這個網絡案底將永遠無法刪除;正如文首提到,戲劇是遺憾的藝術,是即時、共時的空間,沒有一起呼吸過同樣的空氣,單從網絡的指控,是無法真正體驗空間的變化。我們在旺角站出來,無可避免地是一場空間政治,空間怎樣運用,空間怎樣改變,空間可以有幾頑皮也是空間政治。對我們來說,我們從來抱開放的態度對待空間的使用者,事實上,我們非常期待有更多Spec-Actor 出來演變空間的運用;你不喜歡某種顏色,不喜歡某種聲音,不一定要把對方視為敵人,而是想辦法與空間的人和事結合。二○○八年facebook事件,我們便選擇了在旺角行人專用區上召開「如何善用旺角行人專用區」論壇,讓不同的網民及市民一起參與商討;那次我們用了戲劇家Dan Baron Cohen 的transformance 方法來聆聽每位來場人士的聲音,前後花了超過六小時的分享,香港獨立媒體形容為「公民社會的開端」。

我們只需要一平方米

那種討論會的確是有得着的,網民其中的意見是覺得寬頻檔不阻街,只要好戲量像寬頻檔一樣的大細,好戲量便不是阻街,可以繼續在空間上表演。在與會的一眾人士共同決定下,只要好戲量的演區不大於一平方米便不阻街,我欣然接受,因為我們本身的演出空間從來少過寬頻檔好多;第二日,我們便分成十個人,每個人在一平方米的空間範圍內演出各自的獨腳戲作品,那日,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旺角行人專用區演變成「西九龍文娛藝術街」。其後,我們更推出「Chair Person」演出計劃,讓我們的演出在不同的椅子上發生。

facebook 事件後,好戲量不單沒有被踢出旺角,而且更於二○一一年成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獲恆常資助的最年輕藝團,也是唯一推行街頭表演的藝團。而旺角行人專用區,隨着好戲量街頭表演的例子,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表演者佔領旺角,或許不是每個演出單位也是大家喜愛,但我覺得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空間是值得保留及珍惜的。空間與自由很多時候是不可分割,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空間仍是最自由的,不用登記,不用購票,沒有演區,隨時隨地,甚至即興演出也可以在這裏發生。唱得好不好,跳得好不好,從來不是我最關心的,相信民眾劇場,我也相信民間自主,民眾劇場的美學在於以人為先,而不是什麼技藝的高低。表演也可以是一種自我充權。

旺角行人專用區「殺街」在即,有豐富街頭表演經驗的藝團也受警察濫權對待,香港的空間將會凶多吉少,這個沒有空間又丟空空間的城市,文化藝術何去何從?

(版面所限,篇章經編輯刪減。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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